[13] （三）张君劢：哲学上的国家概念建构 张君劢在其《未完之国家哲学初稿》一文中，[14]深入到哲学的层面调和契约论式和有机体论式的国家概念，并以融贯的眼光建构了哲学的国家概念。

另一方面，人是历史的存在。在内部的维度，人可以将其所认知到的存在反映出来，进而反思或者干预外部的存在。

比如，爱欲就是从特定的性欲对象转变为对亲属、朋友等其他对象的欲望：我们认为，文化是生存的压力下，以牺牲欲望的满足为代价生成的。宪法既要发挥人的所有维度，又要抑制一些维度，并通过宪法实施将此种设定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制实际是西方现代性文明在政治领域的一种体现。[12]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实质上歪曲了科学探究的古典传统，哲学式的思考方式被遗忘。虽然，可能没有同一个梦想，但确实是有同一个世界。

造成此种历史思辨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不容忍时代衰老的意识，不接受关于文明停滞的观念。[15]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二）作为事前型审查的功效和局限 王错教授提出，我国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合宪性审查包括3种制度：事先批准制度、事后撤销制度和备案审查制度。

尤其在现阶段，事前型审查的开展基本上缺乏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的指引，存在实际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属于本体论而后者属于关联论。[9]尽管如此，若严格从相关规定来看，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确实应当独立于其合法性审查，鉴于下文还将就此展开，此处不赘。所以，关于特定联邦法或者州法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只是最终的而非唯一的裁判者。

更重要的是，倘若合宪性审查能够在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全面推开，社会各界的相关现实需求也可以在更大限度上得到回应和满足。通过这些程序设计不难看出，报批的地方性法规倘若存在明显的合宪性问题，它就很可能无缘进入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的审议程序，因而自然不必由该会议决定不予批准了。

的原则，靠备案审查制度进行监督，容易流于形式。作者简介：邹奕，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基于柔性审查的机制设计，在目前的环境下，即使报批的地方性法规确实存在合宪性问题，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也通常不会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而是倾向采取附修改意见批准提出意见退回修改或者其他类似措施。被检索文件的发布时间截至2019年9月30日。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62条第2项和第67条第1项的规定，[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2]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9]详见郑磊：《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权：制度需求与规范空间》，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2期。这是关于法律统一性和法律安定性的问题。作为柔性审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有利于维持省地两级人大立法决策的对外一致性，可以减少阻力，比较便宜易行。

三、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之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机理 如前所述，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现已具备了宪法、法律层次的规范依据。但是，倘若缺乏上位法的支持，诸如此类的规定本身就存在合法性问题甚至合宪性问题，或者说，此种合宪性审查在规范意义上无法成立。

作为事前型审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具有预防性和常态性。另一方面，旨在检视其制度机理，作为分散式审查、事前型审查、柔性审查，这一类合宪性审查存在相应的功效和局限。

[25]这里以《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进行例示，根据其第46条第1款的规定，福建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认为，福建省政府的规章同《宪法》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21]彭真：《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80页。[41]可见，德国的其他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42]通常均不直接负责审查联邦法和州法是否符合德国《基本法》。若要分析这一类合宪性审查的现状抑或是评估其前景，我们就有必要检视它本身的制度机理，从而准确地研判其功效和局限。然而，监督宪法的实施乃是《宪法》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36]日本《宪法》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定是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

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美国和德国正分别是当今世界分散式合宪性审查与集中式合宪性审查的代表性国家。不过，这一规定没有也无法赋予该委员会合宪性审查主体的地位。

作为分散式审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工作效能，满足社会各界的现实需求。如此一来，既然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作为一种法的形式整体上缺乏宪法基础，自然也就不需要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了。

[19] 无独有偶，《地方组织法》第7条第2款及第43条第2款同样可以支持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针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摘要:  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可以从纵向维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

[37]《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498页。所以，从理论上说，每一部得以公布施行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都已经历过合宪性审查。[22]彭真的前一句话是：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他们制定的法规，作出的决定，如果与宪法和法律有抵触，那就要行使法律监督权，这是宪法规定得很清楚的。[55]根据一些省、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的相关规定，不予批准之外的具体措施至少包括附修改意见批准和提出意见退回修改。

综上，从美国、日本的实践来看，分散式审查模式确实有助于回应社会各界的合宪性审查诉求。[2]以下将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分别简称为人大和常委会。

[25]由于所进行的检索是有限检索，实际上制定了此类地方性法规的省、自治区有可能更多。二者的规范依据出现在同一个条款中，甚至可以说是前后相随。

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均收到7000多件调卷令申诉，而该法院仅选择其中区区70~90件[34]开庭审理，[35]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下级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与其分享合宪性审查权。[48]邢斌文博士认为，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的过程即存在事前的合宪性控制机制。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2018》，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15]根据《立法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在适当性方面接受事后型审查，具体而言，省、自治区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作为事前型审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有助于实现经常性的宪法监督，而且它也有助于预防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产生不合宪的下级立法和行政行为。[33]譬如，在美国最近影响较大的蛋糕店案中，科罗拉多上诉法院（州法院）不仅审查了《科罗拉多反歧视法》（Anti-Discrimination Act of Colorado）是否符合《科罗拉多宪法》第2条的第4款（宗教自由条款）和第10款（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而且审查了这部州法律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和言论自由条款。

因此，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同样享有职权保证宪法在其行政区域的遵守和执行。在这一阶段，社会各界提出的合宪性审查动议有可能通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其他参与机制得以反映。

从狭义上说，宪法解释仅是指专门解释。[41]［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去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1]若无特别说明，本文对于我国现行宪法条文及其条款数的引用均根据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宪法修正案》修正的宪法修正文本，以2018年《宪法修正案》为准。或许可以说，第99条第1款在一般意义上增强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的宪法依据。